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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慶市居民收入分配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重慶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1979—2003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分別由354．54元和150．18元，上升到了8093．67元和2214．55元，二者分別增加了21．8倍和l3．7倍，扣除物價因素，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40％，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4．47％。如表l所示。

　　(資料來源：根據<重慶統計年鑒(2004年)》整理)
　　重慶市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也呈現出擴大的趨勢。

　　1．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隨著城市改革步伐的加快，城市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逐漸擴大。表2為重慶市城市不同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1998年城市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為10149．03元，而最低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僅為2705．37元，前者是后者的3．75倍；2003年城市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達到17349．35元，而最低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僅為3848．61元，前者已達到后者的4．5l倍。此外，從1998年到2003年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增長率分別為l1．32％和7．30％，二者相差4．02個百分點。這意味著高收入戶居民收入的增長明顯高于低收入戶居民收入的增長，社會財富越來越向高收入階層集中。
　　2．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經濟學中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工具是基尼系數。基尼系數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大。根據國際一般標準，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收入絕對平均，在0．4以上表示收入絕對不平均。圖1表明，重慶農村的基尼系數由1997年的0．2175上升到2003年的0．2903，中間年份的數值雖有波動，但呈上升趨勢。據有關數據分析，1997年重慶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14．54％，2000元以上的占28．86％；到2003年重慶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占14％，3000元以上的占21．5％，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

　2．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結合
　　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價值創造是前提，而價值分配又反作甩于價值創造。但是，二者所解決的問題又有所不同。價值創造最終說明的是價值的來源問題，同時也為價值分配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依據；而價值分配解決的是生產要素所有權的實現問題。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不是財富(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財富是各種要素共同創造的。在生產過程中，除勞動以外的生產要素雖然只是將其舊價值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價值量不會增加，但是價值創造必須以勞動與其他生產要素相結合為前提，否則不可能生產出商品，價值也不可能形成。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分配，既要承認勞動創造價值的作用，又要肯定其它生產要素在價值形成中的地位，要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
　　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的平均主義分配管理體制，引入了競爭和激勵機制。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按勞分配，區分了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非熟練勞動與熟練勞動、非創造性勞動與創造性勞動，使不同能力的勞動者獲得不同的勞動報酬，這勢必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因為生產要素是分配依據之一，所以要素貢獻的差異以及擁有要素程度的差異也會成為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2002年到2003年，重慶市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13．16％，而同期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率為77．96％，這充分說明了居民擁有的資本要素參與分配的程度增大。由于居民個人的財富積累和金融資產的擁有程度不同，因此按資本要素投入所得的收入也會有很大差異，如果進一步將這些收入作為資本要素進行再投入，那么居民的收入差距將會進一步擴大。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實施
　　效率與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一個經典命題，是人類社會一切經濟、政治行為追求的目標。效率與經濟是否增長和增長速度這一“必要條件”密切相關，公平與社會絕大部分人群是否都有權利從經濟增長中獲益這一“充分條件”緊密聯系，二者是辯證統一的。效率的提高可以為公平提供物質條件，公平的實現則成為效率提高的必然前提。效率之于公平的目的是基礎的、首要的，而公平之于效率的意義是最終的、理想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的局限和所有制結構的多層次性，效率與公平的矛盾還一時難以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尋找二者的最佳結合點，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從“先富起來”到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都鮮明地體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這與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公平原則是一致的。
　　實踐證明，從平均主義的公平觀到效率優先的公平觀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效率優先強調把不同生產率、不同能力作為收入分配的依據，通過收入增加的激勵，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從而增大社會福利、保證社會公平。但是，效率優先的分配機制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事實上的不平等，會引起收入差距的擴大，這就需要政府運用經濟手段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不致于過分懸殊。根據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重慶目前正處于倒U形曲線的前期，還未達到拐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將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作用下繼續擴大。
　　三、解決重慶市居民收入分配問題的若干對策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化已成必然。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政府應制訂切實有效的政策，以調節全社會的分配關系和分配格局。
　　1．保護合法收入，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
　　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財富和儲蓄積累的支持，分配的平均主義很難使經濟增長達到“起飛”的臨界點，而社會的高收入階層是財富和儲蓄增長的中堅力量。只要是通過合法途徑取得的收入，就應該承認其價值，社會高收入階層的擴大，也符合社會主義生產的本質和目的。另一方面，一部分人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獲得的高收入與其貢獻極不相稱。因此政府既要強調高收入階層社會功能，建立健全財產權保護制度，切實有效地保護各種合法收入；又要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從重懲處非法暴富，取締非法收入，促使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
　　2．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必須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勞動者生活安定和社會穩定。政府應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把符合條件的勞動者全部納入社會保險覆蓋范圍；積極穩妥地推進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并軌，并對其進行再就業培訓；逐步將城市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標準的居民，全部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積極探求農村醫療、養老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有效途徑，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妥善解決農轉非人口和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
　　3．進一步完善相關財政制度
　　為彌補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局面，政府應完善相關的財政制度，通過增加稅收收入的方式來增強自身的收入調節能力。為此，政府應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和管理，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實行相對高額的累進稅率；盡快實施個人實際收入申報制度和實際財產申報制度，以擴大所得稅的征收來源；在稅種方面，增收利息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用于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3．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尤其是1985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以后，重慶市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加大。從1985到2003年，重慶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12I4元提高到8093．67元，扣除物價因素，每年以5．36％的速度增長；而同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雖然從325．24元上升到22l4．55元，但其實際增速每年卻只有3．15％，可見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無論在絕對數上還是在相對數上都明顯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這使得重慶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指數由1985年的2．50增加到了2003年的3．65(如圖2所示)。

　　二、重慶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
　　勞動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環境下，我們有必要用具有與時俱進理論品格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實踐。重慶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既有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原因，又有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獎懲機制的建立和收入來源多樣化等原因，但從發展了的勞動價值理論的角度來看，主要原因有：
　　1．勞動的多元化與產業結構的變化
　　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理論，必須要堅持和發展以勞動作為價值創造唯一源泉的價值理論。同時，勞動作為一個歷史范疇，其內涵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演化。我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同馬克思當時所考察的資本主義社會已有很大的不同，勞動過程所反映的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形式和內容上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l卷中研究了物質生產領域內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他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才是生產性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在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應當把馬克思研究物質生產領域價值創造的科學分析方法應用到所有社會生產部門，生產物質產品、精神文化產品和勞動力商品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都能創造價值，其貢獻應該在收入上有所體現。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產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而從業人員受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最大。近年來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過程中，重慶市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高于第一、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而且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85年的22．1％上升到了2003年的41，6％。對于從事傳統產業的人員，工資長期徘徊在低水平狀態；而從事第三產業尤其是新興產業的人員收入則頗為豐厚。199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801．17元，在城鎮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員人均年工資為4713元，而從事金融、保險業的人員人均年工資為9980元。這種收入差距在新經濟大背景下日益加劇。到2003年，重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214．55元，在城鎮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員人均年工資為8877元，而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員人均年工資為13462元，其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從業人員人均年工資高達25298元。因此，勞動的多元化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是促使重慶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